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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陆军：以侨为桥 向世界讲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 ******

　　在党的二十大即将胜利召开的前夕，作为“全球华文传媒资讯中心”和“海外华文媒体旗舰”的中国新闻社迎来了70华诞。

　　让我们倍感振奋、备受鼓舞的是，在这个承载中新社人光荣与梦想、奋斗与希望的日子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中新社70年的历史贡献，精辟阐述中新社的职责使命，深切寄语对全体中新社人的殷切期望。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给予中新社人巨大的鼓舞和鞭策，是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思想指引，是我们忠诚履职、尽责担当的根本遵循，是我们奋进新时代、建功新征程的行动指南。

　　从创办之初，中新社就被赋予“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定位，这一初心使命崇高而光荣，需要我们永远铭记！

　　中新社的前身可追溯到1938年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于国统区的国际新闻社。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52年，美国等西方国家孤立封锁中国，海外华侨华人报刊不便采用新中国官方媒体稿件，来自新中国的真实信息得不到有效传播。面对对外宣传的严峻形势，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同志特别是廖承志同志向中央建议，很有必要成立一家直接面向海外华文报刊提供稿件的通讯社。在建社过程中，党中央决定恢复国际新闻社，刘少奇同志圈阅修改社名，定名为中国新闻社，周恩来同志组织审定人员编制和经费预算，邓小平同志指示调配人员，相关文件报毛泽东同志审阅批准。

　　1952年10月1日，中新社正式成立并开始对外广播发稿，以关心祖国或祖籍国发展的华侨华人为对象，向当时近百家海外华文报纸提供报道内容，打破美国等西方国家封锁，让海外了解到一个真实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中新社1978年恢复建制。“复办”后的中新社充分发挥涉侨和涉港澳台工作优势，用清新朴素的话语风格，向海外传播中国声音，展现中国形象，让世界看到改革开放的中国新图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际传播工作。中新社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不断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为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

　　栉风沐雨，薪火相传

　　一部中新社的发展史，既是中国探索国际传播的缩影，也是中央主要媒体发展变迁的缩影。70年来，一代又一代中新社人接续奋斗，共同书写了中新社的灿烂华章。

　　70年来，中新社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爱国主义的报道方针，面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搭建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桥梁；在国际舆论引导的关键时刻勇于发声、善于发声，以独具特色的“中新风格”表达中国立场，阐明中国理念；坚持面向港澳台侨，记录港澳回归和两岸交流等历史性时刻，推动中国和平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坚持人才优先夯实事业发展根基，打造了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人才队伍，留下记录历史、推动交流的佳话。

　　70年来，中新社由小到大、由弱变强。从初创时只有47人，用口语广播记录新闻，航寄新闻稿件，骑车到电报大楼发稿，到今天形成包括境内外52个分社2000余人的全媒体采集网络，24小时不间断的全球信息发布系统，拥有文字通稿、图片、特稿、视频、网络、报刊、供版、新媒体和智库论坛等产品和平台。

　　70年来，中新社既推出了许多写进教科书、荣获中国新闻奖和世界新闻摄影奖的精品力作，也涌现出一批批获长江韬奋奖、全国先进集体和个人称号、被写进新闻史的名记者名编辑。

　　如今，中国新闻社已成为中央主要新闻单位、中央重点外宣媒体，中国新闻网已成为中央重点新闻网站，中国新闻周刊已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时政期刊，中新社从新闻战线的奇兵成长壮大为国际传播领域的重要方面军、侨务外宣的主力军，成为全球华人资讯服务平台和世界华文媒体的领军者。

　　知史明智，鉴往知来

　　回望70年，我们愈加体会到，坚持党的领导，牢记职责使命，是中新社事业发展的根本遵循。中新社70年取得的成就，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中新社的发展史就是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国家外宣战略、和平统一大业同频共振、同向而行的历史。中新社始终牢记职责使命，站稳政治立场，保持政治定力，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在许多重大报道和关键时刻发挥了独特作用，确立了在中外新闻界的独特地位。

　　回望70年，我们愈加体会到，坚持为侨服务，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是中新社事业发展的根本要求。70年来，中新社发挥沟通世界的桥梁作用，以文凝心、以文化人。在不同历史时期，中新社始终以侨为桥、以新闻为媒，展形象、交朋友、聚人心，成为团结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国际友人的桥梁纽带，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

　　回望70年，我们愈加体会到，坚持守正创新，开拓奋进，是中新社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从创社之初的广播、电讯、专稿、电影、图片，到新世纪前后创办中国新闻网、海外供版平台、中国新闻周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再到进入新时代，大力开展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力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打造国是直通车、中新经纬融媒体，推出“东西问”国际传播新品牌。可以说，中新社的业务版图是在党中央方针政策的指导下、中央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坚守正道的前提下“闯出来”“试出来”的，守正创新是中新社事业发展与时俱进的动力源泉。

　　回望70年，我们愈加体会到，坚持中新风格，以特色兴社，是中新社事业发展的关键一招。在长期的对外传播实践中，中新社非常注重遵循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规律，以新闻立社、以特色兴社，逐渐形成了“官话民说、中话西说、长话短说、空话不说”的中新风格。这一风格既由创社之初的特殊使命和老一辈中新社人来自五洲四洋的基因决定，也由中新社70年发展过程中的新闻实践探索铸就。中新风格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与中新社对外传播实践相结合的结晶，是中新社的优势所在、价值所在，是中新社人需要永远呵护、传承赓续的熊熊薪火。

　　承前启后，砺行致远

　　站在中国新闻社成立70周年的新起点上，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进一步找准定位、发挥特色，在创新国际话语体系，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在提高传播能力，广泛宣介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在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推动中外文明交流和民心相通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坚定政治方向。新征程上，中新社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站稳政治立场，保持政治定力，把准政治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爱国主义的报道方针和“政治家办报”的要求，立足“两个大局”，心怀“国之大者”，全力推动新时代中新社事业高质量发展。

　　二是履行传播使命，构建创新格局。新征程上，中新社要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在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中开拓奋进，坚持陈情和说理相结合，在新闻资讯传播、文明交流互鉴、人脉资源汇聚等方面协同发力，在内容生产、传播手段、体制机制等方面不断创新，探索媒体与智库之间的有机融合，汇聚更多资源力量，努力打造具有强大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的国际一流新型主流媒体。

　　三是强化舆论引导，广泛凝聚人心。新征程上，中新社要紧紧围绕凝聚人心、汇聚力量这个根本任务，面向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和国际社会广泛开展新闻宣传和人文交流，多做澄清谬误、解疑释惑的报道，客观、真实、立体、全面地介绍中国的发展成就，讲好中国故事，旗帜鲜明地批驳错误观点和错误思潮，有效引导海外舆论；推动中外文明交流和民心相通，广交深交世界各地朋友，增进彼此了解互信，不断壮大海外知华友华“朋友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人心和力量。

　　四是突出中新特色，提升宣传效果。新征程上，中新社要突出“侨”的特色，做好“侨”的文章，用富有亲和力的报道，书写“侨”的故事，依托网络新媒体平台反映“侨”的问题，解决“侨”的困难，集聚华文媒体力量支持侨胞维护自身权益，发出“侨”的呼声。要有效整合海外华文媒体优势和资源，加快“海外华文媒体旗舰”建设，打造“全球华文资讯传播共同体”，聚合引领海外华文媒体，拓展多渠道、多语种对外传播阵地，探索多元化国际合作传播新模式。要发扬“中新风格”，努力打造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阐释中国立场，展示中国形象。

　　五是紧盯变革趋势，筑牢人才根基。新征程上，中新社要牢牢把握全媒体变革新趋势和现代化媒体管理新要求，继续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媒体管理向精细转变，努力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和新型一流传媒，以“中新社国际传播集团”挂牌为契机，推动中新社事业高质量发展。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以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为方向，以培养全媒型、专家型新闻人才为目标，以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为要求，着力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国际传播人才队伍。

　　新时代新征程鼓角铮铮，新形势新任务催人奋进！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将胸怀毫不动摇的正气、昂扬奋发的朝气、革故鼎新的锐气、迎难而上的勇气，踔厉奋发，笃行不怠，以寻求“最大公约数”和画出“最大同心圆”为目标，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弘扬中华文化，努力续写中国新闻社新辉煌。为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推动中外文明交流、民心相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来源：《传媒》杂志官方微信 作者陈陆军 系中国新闻社党委书记、社长)

人生短促，何以长存——《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象及深层意蕴******

　　作者：（周挥辉，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毛军刚，系青年教师）

　　《古诗十九首》最早著录于南朝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文选》，在跨越千年历史长河、经受风霜岁月洗礼后，沉淀为横纵古今、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正如钟嵘在《诗品》中发出感慨，“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刘勰也在《文心雕龙》中击节称赞，“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胡应麟更是在《诗薮》中为之倾倒，“兴象玲珑，意致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动天地”。

　　其具体年代早已不可考，大体有东汉末年说、两汉说、建安说三种，当代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东汉末年的桓、灵之际。当是时，秦汉第一帝国处于大厦将倾的边缘，四百年大乱世犹如挣脱牢笼的片羽，一种生命短促、世事无常的伤悲正在吹向人间。上承诗经楚辞，下启建安魏晋，浅浅寄言，深深道款，不作艰深之语，不写冷僻之词……一曲哀伤的咏叹调弥漫在十九首的字里行间，将离愁别恨、彷徨失意、情调低沉凝练在千余言中。

　　往事越千年，依稀可见汉末文人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浓烈的生命意识。在普罗大众的印象中，轻生死、重荣辱似乎才是大汉四百年的浩荡世风。从田横五百士的义烈有节、以死相从，到飞将军李广的不堪折辱、引刀自尽，再到强项令董宣的义不受辱、以头击楹，滥觞于春秋、麇集于强汉的轻生尚义故事至今仍能撄动人心。临近两汉的尾声，十九首中飘荡的生命悲歌犹在思考，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生与死之间是什么关系？如何对待生存与死亡？

　　《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象

　　“意象”一词，当是“情意”和“物象”的结合，也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文心雕龙》将“意象”视为“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意”为借助客观物象表达的主观情意，“象”是与主体发生情感关系的客观物象。具体而言，意象就是寓“意”之“象”，是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是客观形象与主观心灵融合成的带有某种意蕴与情调的东西，是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

　　回溯到上古先民生活时期，时人将四周随处可见的物体当作情感载体，来抒发自己的喜、怒、哀、乐、爱、恶、欲等情绪，并最终汇聚成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诗经》中出现过的意象达到数百种之多，按照内容可以主要划分为鸟兽虫鱼等动物意象、草木蔬果等植物意象、山水云雨等自然意象、嗟叹鸣啭等声音意象，按照属性可以划分为装饰性意象、描述性意象、排比性意象、比喻性意象、扩张性意象。

　　具体到《古诗十九首》，其中涉及生命意象的篇目包括《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会》《明月皎夜光》《冉冉孤生竹》《回车驾言迈》《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满百》，囊括的诗句包括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奄忽若飚尘、促织鸣东壁、白露沾野草、秋蝉鸣树间、伤彼蕙兰花、将随秋草萎、人生非金石、秋草萋已绿、蟋蟀伤局促、年命如朝露、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寿无金石固、白杨多悲风。

　　首先，动物意象包括促织、秋蝉、蟋蟀。由于促织是蟋蟀的别名，本质上动物意象只有蟋蟀和秋蝉两类。其一，蟋蟀成虫在夏日，平时在野外，深秋进屋避寒，便意味着岁暮即将来临。《诗经·蟋蟀》中的“蟋蟀在堂，岁聿其逝”一句，是最早借秋虫蟋蟀来感叹人生短暂、时间易逝的诗歌。无论是“促织鸣东壁”还是“蟋蟀伤局促”，展现出的都是生命即将走向终结的秋日蟋蟀，表达的也都是对生命将尽的哀伤与无奈。其二，蝉的幼虫在夏季鸣叫不止并羽化为成虫，深秋以后声音渐小且逐渐死光。《离骚》中的“蟪蛄鸣兮啾啾，岁暮兮不自聊”一句，就以蝉声逐渐寂寥来表达岁月流逝、时光迟暮之感。《古诗十九首》中的“秋蝉鸣树间”，同其他意象一起共同表达了感叹、伤痛和悲哀等多种情绪。

　　其次，植物意象包括陵上柏、野草、蕙兰花、秋草、白杨、松柏等。按照草木属性的不同，大致可分为松、柏、杨等乔木植物，以及花、草等草本植物。其一，松、柏、杨都是古代墓地上常种的植物，正如春秋《含文嘉》曰：天子坟高三仞，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栾；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松柏为天子诸侯墓地所植，四季常绿、寿命极长，象征万古长青、精神不死。白杨为黎民百姓墓地所植，虽不及松柏栾槐贵重，但寿命依旧可长达200年。《诗经》中的松、柏、杨通常以正面形象出现，《古诗十九首》将理想的长寿愿望与现实的短暂人生作对比，更加强化了生命短促、世事无常的伤悲。其二，无论是受人喜爱的蕙兰还是无人问津的小草，生长周期短则几日、长则不过一年。正在开放的蕙兰在不久后就要枯萎，萧瑟寒秋的野草即将迎来生命的结束，这些生命短暂的花草物象也成了诗人感慨四时变化、岁月匆匆的情感载体。

　　最后，自然意象包括涧中石、飚尘、白露、金石、朝露。按照物体属性的不同，大致可分为金、石等较为永恒的物质，以及尘、露等稍纵即逝的物质。其一，金石常用以比喻事物的坚固和刚强，如《楚辞·招魂》中的“十日代出，流金铄石些”及《荀子·劝学》的“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有汉一代追求长生，相信生命会在死后世界绵延不绝，盛行事死如生、羽化登仙的丧葬观念。《古诗十九首》直接点明人寿难比金石，以表现对宇宙永恒与人生短暂的思考。其二，尘土因风而起旋聚旋散，露珠随太阳出现而蒸发，个体的存在受外界力量所控制，且存在之短更是片刻之事。《庄子》中的“得其所一而同焉，则四支百体将为尘垢”将生命所寄的身体看成尘垢，《九辩》中的“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严霜”暗喻了生命的衰落，《薤露歌》中的“薤上露，何易晞”象征着生命的短暂，飚尘、白露、朝露等速朽物象共同表达出对节序如流、生命易逝的感叹。

　　草木、金石、虫鱼的深层意蕴

　　总体来看，《古诗十九首》对《诗经》《楚辞》有着明显的继承，主要出现了有关生命的两大意象群：一类是象征长寿、永恒的意象，用宇宙自然的永恒反衬个体生命的短暂，展现理想无限和现实有限这一矛盾；另一类是象征迟暮、速朽的意象，突出暗淡、萧条、寂寥、凄切的特点，表达悲凉、孤独、失意、惆怅的心情。岁月的短暂强烈地冲击着诗人的精神世界，让生者深知人生不可能像松柏般常青、金石般永固，更似花草般脆弱、尘露般易逝。既然形体死亡是人类必然的归宿，那么应该如何对待当下的人生呢？

　　对此，《古诗十九首》提出了两种思考：一是建功立业，例如“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轗轲长苦辛”；二是及时行乐，例如“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大多数文人一方面都有转徙沟壑的经历和世身无常的感受，另一方面又有优于黔首的生活和高于常人的地位，这导致两种观念皆“托为一意，托为一物，托为一境以出之”。自此，后人也能从草木、金石、虫鱼等生命意象，一探东汉末中下层文人的生命意识，一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渊源流变，一窥治世晚期末世前夕的社会变化。

　　从哲学视野来看，《古诗十九首》与个体的觉醒密切相关。人类文明早期通常与神灵有着紧密联系，华夏文明的诞生伊始也不例外。商周鼎革之际，周人反思“大邑商”被“小邦周”取代的原因，提出了“天命靡常，惟德是依”的观念，对殷商“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的传统进行了世俗化改造，以注重道德的礼乐文化取代了崇拜鬼神的巫觋文化。对上帝的虔诚，意味着殷人在主动消解自己的主体性；对天命的思考，意味着周人在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进入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即“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将礼乐制度的外在规范具象为人心固有的伦理纲常。进一步来讲，礼乐伦理由外部的道德律令变成了人的自觉追求，基本塑造了重今生轻来世、重人伦轻鬼神的中国文化倾向。当列国纷争走向天下一统，儒家同汉廷合作建立起适应大一统的世界观、历史观和道德观，并以和平颠覆的方式拥戴王莽上位从而达到了理想巅峰。不过乌托邦式的托古改制让儒生的愿望落空，自此东汉的士风又趋向利禄一途。即便东汉王朝试图用谶纬之说和今文经学收拾人心，但其愈发走向繁琐、僵化和荒诞的现实，让不少人试图从其他学说中找到处理社会危机的办法或解决个人心灵的问题。身处帝国大厦将倾、儒学逐渐衰微、价值标准失衡的时代，《古诗十九首》的作者群体一方面试图摆脱传统儒家思想的束缚，另一方面又未能找到新的精神寄托，只能从内心出发表达对功名富贵的追求以及及时行乐的愿望。不过从前文概述的长时段来看，这在中国历史上并非首次在精神上有了人的觉醒，无论是在群体自觉还是个体自觉方面。

　　从文学视野来看，《古诗十九首》与文学的自觉紧密关联。文学由作家、作品、世界、读者构成，包含文学主体、文学形式、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四个概念。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史，无不经历了从自在到自觉再到多元的历史进程。中国文学的源头有神话说、劳动说、卜祝辞说等种种，不过中国古代诗歌的源头仅有两类：《诗经》的创作主体是贵族、农夫、妇女等群体，以现实主义方式创作，形式以四言诗为主；《楚辞》的创作主体是屈原、宋玉等个体，以浪漫主义方式创作，形式以骚体赋为主。也正是在历史的轴心时代，孔、孟、老、庄等人提出了“兴、观、群、怨”等一系列稍显粗糙的文艺思想和文学批评观念。两汉时期，两者在传承创新中分别发展为乐府诗和汉赋，乐府诗发展到成熟阶段即为五言体冠冕的《古诗十九首》。以《古诗十九首》为界划分两个文学时期：两汉涌现了一大批文学创作主体，发展出独到的文学形式，兼具伦理与审美两种文学观念，不过在官方儒学的主导下以“寓训勉于诗赋”为主；魏晋南北朝出现了更多成体系的文学选集和批评著作，在文学观念上也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经学的束缚，倾向于单纯的文艺创作而非政治教化的工具。从文学的四个维度来看，中国古代文学的自觉应当早于魏晋南北朝，但在魏晋南北朝发展出令人不可忽视的重要特征。换言之，《古诗十九首》在文学形式上标志着从四言诗到五言诗的成熟，在文学观念上体现出政治教化向自由抒情的变化，可谓是魏晋南北朝文学风格的先声。正如南宋诗论家张戒的观察，“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潘、陆以后，诗专以咏物”。

　　从史学视野来看，《古诗十九首》展现时势的变迁。春秋战国时期，世世代代、父死子继的宗法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逐渐衰落，潜隐在社会中下层的大量人才在乱世洪流中脱颖而出。身处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的阶层流动时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等理念成了许多士人的坚定信仰。迨至秦汉新立，依靠军功选拔的地主阶层取代世卿世禄的血缘贵族，到了西汉末期甚至演变成为具有强大势力的豪强地主。东汉时期，先秦儒家的大同理想已在王莽变革中宣告破灭，豪强地主正在加速转化为在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拥有巨大优势的世家大族，一个兼具地主、学者、官僚三重身份的士大夫阶层逐步走上历史舞台。内外战争频发、土地兼并严重、门阀士族渐起、寒族前途晦暗……东汉末年的中下层文人已经很难在信仰崩溃、阶层固化、生活艰难中实现人生理想，正如桓、灵时期的民间《童谣》所唱：“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既然已经陷入信仰和生存的双重危机，文人们将部分注意力从宏观叙事转移到个体生活之上也当是人之常情。换句话说，文人们在诗句当中呈现的享乐态度是一种病态的自我麻醉，是缺乏人生价值实现途径的痛苦沉吟，更是过渡时代安顿失落灵魂的暂时解脱之道。从这个维度上来看，《古诗十九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代表性，生动地展现了承平之世转向丧乱之世、经学时代转向玄学时代、皇权政治转向门阀政治之下普通文人的心史。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3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